旧枝绽新蕾
——论新时期越南华文文学的发展
林明贤
（华侨大学华文学院，福建厦门 361021）
摘要：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越南革新开放的春风使越南华文文学重新焕发青春。新时期的越南华文文学无论在主题的表达、题材的选择，还是创作手法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相信新时期的越南华文文学会越走越好。
关键词： 越南华文文学 主题 题材 创作手法
越南是中国的“远亲加近邻”。据统计，越南有100多万华人，大部分聚居在前堤岸的胡志明市。同东南亚其他国家一样，越南华文新文学也是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逐渐兴起的。根据陶里《越南华文文学的发展、扩散及现状》和李 君哲《越南华文文学史梗概》的论述，越南华文新文学应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其策源地是越南南方的西贡市堤岸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期，越南华文文学在东南亚华文文坛上曾经是很有影响力的。1976年越南南北方实现统一。越南统一后，受内部社会政治因素和地区与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越南当局掀起排华浪潮。越南的华文学校被迫关闭，华文报纸被勒令停刊。越南华人惨遭迫害，有的被迫下放农村和工矿劳动改造，有的逃亡海外、移民他国。因此，越南华文文学一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1980年代以来，越南实施革新开放政策，重新调整对华关系，制定改善华人待遇的种种措施，准许华校复课，准许华人文化团体成立和开展活动。《解放日报》作为当时越南唯一合法的华文报承担起了振兴越南华文文学的重任。自1980年起，《解放日报》每年都主办一次文体不同的华文征文比赛，这对促进越华文学的再度繁荣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985年，该报还和胡志明市文艺出版社将历年参赛获奖的作品编辑成单行本，取名为《生活的激流》，公开出版。①
1990年代后，随着越南革新开发政策的深化、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华文“商业价值”与国际地位的提高，越南华文文坛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的新气象。1990年6月，《解放日报》特辟名为《桂冠文艺》的华文文学专版，每半月出版一版华文文学作品，为越南老、中、青三代华文作家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1993年12月，越南统一后的第一本华文新诗集《越华现代诗钞》正式出版。继《越华现代诗钞》之后，《越华散文选》、《西贡河上的诗叶》、《采文集》、《诗的盛宴》、《堤岸散文》等也陆续出版。为了提高越南华文文学的水准，增进越南华文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的交流，2001年，在尹玲、荷野等人的热心奔走下，成立于1973年2月的越南著名华文诗社“风笛诗社”在沉寂了近四分之一世纪后重现诗坛，再度奏起悠扬的笛声。新世纪的风笛诗社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华文诗社，既有来自越南的新旧笛人，也有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著名华文作家，并设有网站www.fengtipoeticclub.com，为世界各地的华文爱好者提供了诗文交流的平台。除此之外，移居香港的越华诗人冬梦也创办了“寻声诗社”并设立了“寻声网站”www.shyun-sheng.com，为越华新老作家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发表空间，缩短了越南与海外文友的距离。创办于2008年的《越南华文文学》是一份根植于越南的华文文学刊物，不但登载越南本土华文作家的作品，也吸纳来自中国、美国、东盟等国家和地区华文作家的佳作，已成为人们了解世界华文文学的一个重要窗口。
新时期的越华文学，诗歌创作最为活跃，数量最多，散文与小说次之。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新时期的越华文学无论在主题的表达、题材的选择，还是创作手法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从主题和题材看，这种变化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同样是战争题材，但读新时期的越华文学作品，我们已经闻不到浓浓的硝烟味，取而代之的是对战争的回忆与反思。如施汉威的《魇》：“夜以狰狞的黑衣显露/ 悄悄的，沿着梦的边缘/ 从古远的年代/ 一直/ 跟踪而来/ 军鞋橐橐/ 声声敲响年轻的丧钟/ 枯守阳光不透的囚笼/ 明天——不可即及的仰望/……猛地骇醒/ 感觉自己在残砾中/ 茫然四顾/ 才发觉这仅是梦魇。”虽然越战已过去二十多年了，但它却在越南人民的心头刻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它披着夜的黑衣，在人们的睡梦中从古远的年代悄然而至。于是，人们又回到了烽火连天、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再次听到了查户巡警的军鞋声、警笛声、犬吠声，再次看到了“寡妇头上的/
白花”，咆哮流弹下“仓皇逃亡的人群”。最后，在猛然骇醒后，人们才惊觉这只是一场梦魇。诗人通过梦境再现当年的战争场景，揭露战争给人们造成的精神重压，并以象征的手法表达了深广的死亡意识，具有强烈的震撼力。李刀飞的《古来征战几人回》直指战争的罪恶：“古今纷乱的战争/
来来往往无辜丧命的平民/ 征服又何？胜利又何？/ 战场上尸横遍野，夜夜啼哭/ 几许的痛楚，世代的泪落/ 人们啊！何曾记得/ 回归故里的是人抑是魂？”战争是残酷的，不论胜负如何，它都给无辜的平民造成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极大伤害。诗人作为战争的亲历者，对战争有着切肤之痛，因此能够以更为深邃而富有穿透力的眼光重新审视古今中外战争的本质。
第二，新时期的越华文学出现了许多表达亲情友谊的作品。越战及越南统一后的排华恶浪造成许多华人家庭或妻离子散，或家破人亡。正因为经历过太多的生离死别，太多的生活坎坷，越华作家对亲情、友情尤为珍惜。如刘为安《怀念大哥》：“不是/ 参与商/ 六十年漫长/ 兄弟相见时/ 华发苍苍/
我们都是乱世儿女/ 脸上片片/ 积满/ 时代风霜。”作者以参、商两星为喻，表达兄弟相隔六十年才得以相认的感慨之情，读来令人唏嘘不已。林松风的散文《那一张椅子》以感伤的笔触追忆了与亡友曾经共同度过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年轻岁月，字里行间透露着对朋友的悼念之情。陈国正的诗《偶然相遇》、《佼影》，李刀飞的诗《话旧》、《摇来一橹浓重的乡音》，曾广健的散文《张张贺卡片片真情》，刘为安的短篇小说《舔犊情》、《水乡逸事》、《人生缺圆》等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抒写对亲人和朋友的怀念，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第三，揭露社会不良现象、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在新时期的越华文学作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新时期的越华作家更加关注社会现实，对于官僚腐败、拜金主义、道德沦丧等不良社会现象给予了无情的抨击，而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则给予了深切的同情。李刀飞的《彩券三部曲》分别以“早上的女孩”、“中午的汉子”、“黄昏的婆婆”为主角描写他们艰难困苦的生活。如：“干瘪而又颤抖的双手/ 拿着快要掉下的彩券/ 就像拿着/ 一张张撕下的岁月/ 沙哑的声音/
似乎在哭诉着/ 一段漫长而又苍凉的/ 故事/ 逐渐西沉的夕阳/ 斜斜地把她褴褛的身形/
投照在剥落的墙壁上/ 犹如尘封已久的一把/ 弯弓/ 啊！我蓦然记起了/一支残烛/
在黄昏微寒的风里/ 摇曳，乍闪还灭。”诗人通过“干瘪”、“颤抖”、“沙哑”、“褴褛”等形容词的细腻描写与“弯弓”、“残烛”两个意象传神地刻画出一个贫苦老妇人的形象，读来让人心酸。此外，陈国正的《拾荒者》和《小贩》、银发的《修车匠》、柯诗杰的《拾荒的孩子》、庄威的《街市》等都是诗人唱给越南下层民众的哀歌。而陈国正的诗《也是风景·之一》，刘为安的短篇小说《诈术》、《贪》、《水井旁的故事》，赵明的短篇小说《石头的心》、《名牌》，曾广健的诗《一百美元》等则批判了社会上流行的争权夺势、追逐名利的丑陋现象和唯利是图、崇洋媚外的思想。
第四，新时期的越华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越南本土意识和本土色彩。越战时期，南越政府试图对华人推行“越化”政策，强迫华人入籍，曾遭到华人的抗议。多数越南华人自愿保留侨民身份，视越南为暂居地，抱着“落叶归根”的心理。而新时期的越华作品则大量抒写着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越南的认同与皈依。刘为安《华人，你来自何方》便反映了越南华人由“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的心理变化：“帕米尔的云天/ 仍然千万年/ 黄河滚滚/ 淘不尽千古人与事/ 长江汹涌/
还是天上来/ 那都是烟远的故事/ 惟越南/ 才是/ 我们美丽的/
故乡。”新时期的越南华人已将越南视为自己的故乡。他们密切地关注着国家的发展变化，热情地拥抱身边的山水和人民。刘为安的散文《九龙江平原五十六小时》、旭林的诗《浮珠渚上》和《桥的心事》、徐达光的诗《我在这个地方长大》、赵明的散文《食在东川》等或歌赞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安康，或描写旖旎的自然风光、富有越南当地色彩的风俗人情。越南著名华文作家陈国正对新时期越华作品所具有的本土特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其作品所表现的主题思想和社会背景、生活环境等等，都与本土有密切关系，尤其对本土文物风土的描绘，热情歌颂自己土生土长的这块乡土，具有浓厚的本土性……。其实对这块土生土长的地方，毕竟我们已有了感情与感恩的认同，这是今日越华现代诗……所独具的风貌。”②
第五，越华作品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越华作家虽然对居住国越南有彻底的认同，但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民族属性，对中华文化仍心向往之。越南统一后曾一度取缔华文，因此“华人的文化事业，可说是进入冻结的状态，满园无数的荒草，嗅不出一丝清新的花香。”③ 1980年代以来，随着越南国家政策的调整及华文国际地位的提升，越南的华文教育及华文文学开始复兴。民族文化的复苏，极大振奋了越华作家。他们纷纷拿起笔，表达他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挚爱。施汉威的《乡心一夜》：“谁翻倒了水银／遍地的雪／漫天的霜／鸟啼没有／钟声没有／远离母亲怀抱／不曾被哺育以霜雪／从书本知晓／龙发源的地方／乃一叶最芬芳的海棠／一瀑黄河／一水长江／奏响千古哀荣／默默的那座万里伸延／凝尽日出
星沉……”其中，“雪”、“霜”、“鸟啼”、“钟声”都是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意象，它们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唐朝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为什么诗人的梦中没有“雪”、“霜”、“鸟啼”和“钟声”呢？原来“远离母亲怀抱／不曾被哺育以霜雪”，诗人只能通过书本来了解“黄河”、“长江”、“万里（长城）”。诗人梦见自己“忽幻成古代豪杰／江湖饮马”，神游于“西子苏堤”、“卢沟桥”、“珠穆朗玛峰”、“紫禁城”……诗人拓展了“乡愁”的内涵，将“乡愁”上升到文化的层面。如果说中国古代诗人的乡愁是地域的乡愁，那么越南华文诗人的乡愁则是文化的乡愁。银发的诗《华文普及中心开学》、雪萍的散文《荡游小鸟》、徐达光的诗《浮生半阙短还长》、赵明的诗《秦淮遐想》、曾广健的诗《走马看花神州游》等或为华教事业的重振旗鼓而欢欣鼓舞，或为华族的山水名胜而流连忘返，角度不同，表达的却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归属感。
除了主题和题材的变化外，新时期的越华文学在创作手法上也有一些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自觉融合。不少老一辈的越华作家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接受过现代诗的洗礼，对现代诗进行过不懈的探索。他们坚信“写诗是内在心灵多层次的反射，而不是看见一个很写实的表面”④。因此他们追求诗“只为表现心灵的自我感受而抒发”⑤，追求艺术表现的创新与独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越南的社会环境与时代精神发生了巨大变化。越华作家开始由封闭的心灵世界走出，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社会的方方面面，通过文学反映国家建设、民众生活、家庭伦理等，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情怀。他们自觉地将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使其作品既富有现实感，又不失艺术性。银发的《中国是梦里的风筝》便是一首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得很好的佳作：“喜爱风筝的父亲／站在劲草的旷野里／用风／把思念搓成一条长线／放的不是蝴蝶／不是蜈蚣／更不是盘旋的老鹰／是赫赫一座万里长城／在万里长空／飞舞／凌晨二时转侧／他左枕一条湄公河／右枕一条珠江／还在心坎浩浩流淌……”诗人充分运用了“思想知觉化”的诗学原则，将“思念”这一抽象的情思具象化，“思念”可以“搓成一条长线”，内在的感觉转化为外在的视觉，这种独特的想象给读者带来了广阔的联想和新奇的感悟。而“左枕一条湄公河”、“右枕一条珠江”则采用了“时空跳跃”的手法，表达了父亲对中国的深切思念。老一辈华人内心深处浓郁的中国情结由此可见一斑。“万里长城”这一意象极富象征意味，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陈国正的《小贩》用现代诗的表现手法塑造了一个普通劳动人民的形象：“沉沉超重／挑起五口人的扁担／嘴里吊着一串／摇摇晃晃的叫卖声／却没有标价的岁月零沽／饮着汗水止渴／吃着哼哧充饥／走过每个季节的轮回／久久被磨损了的笑声／都快腐烂／也许春归的谣传／屡屡失约／眼中就一直收养了／虽然只有一只受伤的／小小蝴蝶。”诗人善于运用通感手法，将听觉与视觉相互打通，“叫卖声”可以“吊着”，“哼哧”声可以“吃着”、“笑声”即将“腐烂”。诗人以大胆的想象和比喻来凸显小贩艰辛的生活，让读者在听觉中获得视觉的感受。这种别开生面的艺术表现手法增强了诗歌的可感性，丰富了诗的内涵。由此可见，新时期的越华诗歌既有现实的质感，又保持了现代诗的鲜明特色。
微型诗的兴起是新时期越华文学在创作形式上的一个新变化。微型诗的兴起是时代变革与发展的需要。随着世界信息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人们需要在精短、快捷、高频率的大量信息中获取精神食粮。此外，生活节奏的加快容易使人感到疲劳、紧张和压抑。这时，人们需要有瞬间的精神愉悦，使紧张和疲劳得到松弛，从而焕发新的激情。微型诗以其篇幅精短、语言凝练、意味隽永深长满足了这一需要。越华作家创作了大量可读性极强的微型诗。如陈国正《成长》：“苦辣酸咸统统打包／把岁月／喂大。”寥寥数语便道出了成长的全过程，不但言简意赅，而且极为生动形象，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蔡忠的《拾荒者》：“哈腰折腾
埋首俯捡／居然将零碎烂臭／拼整出明日三餐。”为我们勾画出一幅艰辛的百姓图，让人不由融入现场的氛围中，真切感受到拾荒者生活的不易。赵明的《独木桥》：“被放倒了／也要挺着脊梁／让骨骼说话。”诗人笔下“独木桥”的意象既是写实的又具有象征意味。在生活中，独木桥对大家来说也许司空见惯，没什么特殊之处。但诗人却抓住了独木桥“挺着脊梁说话”的特点，赋予其人格化的内涵，象征着在逆境中依然保持铮铮铁骨，敢于说真话的人。微型诗是一种浓缩的诗，反对过分的铺排与渲染。越华诗人在创作微型诗时，并不是直截了当地抒发感情、表达思想，而是“寻觅、提炼、升华能够抒情或表达思想的意象，使其被赋予丰富的内涵，并借助这种意象将抽象的思维具象化，浓烈的感情得到归宿。”⑥
与诗歌、散文相比，新时期的越华小说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大为逊色。新时期的越华小说创作以短篇为主，广泛反映越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艺术表现手法比较单一，多采用传统的叙事手法，注重情节的描写，在人物形象塑造、环境氛围的烘托等方面尚显得稚嫩。不少作品存在概念化的倾向，说教色彩浓厚。旭茹的长篇小说《梅花女》是新时期越华文坛上一部较有影响力的华文小说。这部小说通过描述一名普通华人妇女的坎坷人生道路，概括了社会底层妇女在两种社会制度下的不同命运。全书采用了中国章回小说的传统形式，每章标题均用七言诗体，如第一章为“离奇梦境埋伏笔 引人故事掀序幕”，第二章为“巷屋夜窜不速客 死灰复燃邪魔情”。每章的结尾处都是一首七十六句的七言古诗，既耐人寻味，又是对这一章内容的生动概括。⑦《梅花女》反映了特定时期越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但由于作品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降低了小说内容的真实性和艺术价值。
越南华文文学经历了由萌芽到成熟，由沉寂转向复苏的曲折过程。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越南华文文学曾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但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受反华排华政策的影响，越华文学一度陷入被连根铲除的厄运。可喜的是，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越南革新开放的春风使越南华文文学重新焕发青春，“旧有的枝叶，又萌茁新蕾，绽开了一朵朵娇艳悦目的小花”。⑧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国的华文文学相比，新时期的越华文学无论在创作队伍上，还是发表园地、出版条件方面都还略逊一筹。但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一批年轻的华文作家，如林小东、蔡忠、李伟贤、曾广健、小寒等在老作家的扶携下正在茁壮成长，成为越华文学的新生力量。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新时期的越南华文文学会越走越好。
注释：
①⑦参阅潘亚暾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文学艺术卷》第656页，第658页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8月
②陈国正《西贡河上的诗叶·编后语》，《西贡河上的诗叶》191页，越南：华文文学会暨世界出版社，2006年8月（thang 8 nam 2006）
③⑧柯诗杰：《执笔二年的感想》，《堤岸文艺》综合特刊第12页，越南：胡志明市文艺出版社，1989年4月（thang 4 nam 1989）
④转引自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三卷）第373页，福建：鹭江出
版社，1999年8月
⑥赵朕：《意象：翻飞花丛的蝴蝶——读泰国〈2007小诗磨坊〉漫笔》，《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第十辑》第190页，泰国：留中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
New Flower Buds Blooming from Old Branch
----The
development of Vietnam Chinese Literature in new period
Lin
Mingxi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Huaqiao University.,361021)
Abstract: With the innovation and opening up, Vietnam Chinese Literature
has radiated the sap of youth again since the 1980’ s. Vietnam Chinese Literature in new period has great
variety in the theme ,subject matter and artistic technique.We believe Vietnam
Chinese Literature in new period will develop better and better.
Key words: Vietnam Chinese Literature; theme; ubject matter;
artistic technique
联系地址：福建厦门集美嘉庚路8号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华文系，361021
联系电话：13313706173
电子邮箱：linmingxian96315@yaho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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