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意识与文化坚守
——从越华文学作品看越战时期越南华人的身份认同
林明贤
（华侨大学华文学院，福建厦门
361021）
摘要：越战时期的越南华人虽然备受身份归属的煎熬，却始终保持清醒的民族意识，自觉自愿地以华文文学创作来坚守民族文化的堡垒。出于对现实政治与社会极度不满，越华作家借着召唤民族文化来纾解内心的焦虑与不安。
关键词： 身份认同 民族意识 民族文化
身份认同是指个人对特定社会的认同，它包含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认同、性别认同、阶级认同等等。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既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社会历史变迁息息相关，又与东南亚各国及区域的政治文化生态存在密切联系。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南亚多数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为了巩固政治上的独立，维护国家的统一，并致力于国民经济的建设，东南亚各国政府对当地的外侨（以华侨华人居多）实行归化政策，颁布了相关的法令，要求他们加入居住国的国籍。在此政治背景下，在东南亚华人中“曾居支配地位的中国民族主义认同，被迫让位于当地新的国家认同”(1)。放弃祖籍国的国家认同，接受当地国家的认同，这种转变对当时许多华人来说是相当痛苦的。而对于置身越战的越南华人来说，这种痛苦更加具体和尖锐。由于文学能“以其特有的表达方式，为一个特殊的人群，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时刻，留存下细微、深邃的心灵感触，使我们得以在冷冰冰的历史素材之外，还能从带着暖意的字里行间，感触到(文化)认同对于对于一个人，一个生活在家园以外的人，意味着什么” (2)，因此笔者试图从越战时期的越华文学作品入手，对越战时期越南华人的身份认同进行解读与分析。
作者简介：林明贤，华侨大学华文学院讲师
（一）越南华人的生存困境
1954年7月，法国与越南签订了《日内瓦协议》。根据协议，越南被分为南
北两个部分——北越是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共产党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则由越南的末代皇帝保大统治（1955年，吴廷琰发动政变推翻保大皇，建立越
南共和国）。越南北方虽与中国接壤，但华侨华人多数居住在南越，尤以西贡堤岸最为集中。1956年，南越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外侨在越南从事11种行业的经
营活动（所禁止的行业几乎都是华侨从业人数最多的行业）。为了生存，越南南方大多数华侨加入越南共和国国籍，成为南越公民。1961年，越战爆发。南越吴廷琰政府为了对抗北越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要求华人青年服兵役，引起华人极大不满和恐慌。
为了逃避兵役，不少越南华裔青年或“顶不愉快的买一张国籍/ 或开年龄的玩笑”(3)。有一些人甚至被迫藏身于黑暗的阁楼里，数年不见天日，过着胆战心惊的生活。西牧《关着的夜》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只为不愿目睹死亡横躺在异乡的历史/ 他要逃避太阳在落难的年代里/ 他用面包来贿赂嚣叫的白昼……/ 当所有的黑敲响着午夜的梦回/ 风骤起 他似睡非睡的偃卧着/听 由远而近/ 蹂躏了一个个晚上的那鞋声……”(4)因为不想成为战争无谓的牺牲品，无数役龄华裔青年不得不自我幽禁、自我封闭。他们长年累月沐浴不到明媚的阳光，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即便是在午夜梦回之时，他们也无法安然入睡，因为查户巡警的鞋声，总令他们毛骨悚然，夜不成寐。越南华人内心的压抑和痛苦是我们这些不曾经历过战争的人所难以想象的。
随着越战的不断升级，走投无路的越南华人“处于两种政治力量作生死决斗的隙缝之中，动辄得咎，小则坐牢或破财赎身，大则白送生命”。(5)越南华人所承受的精神压力愈来愈大。黎启铿《我是一尾漏网的鱼》反映了越南华人在战争背景下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渔人在河中撒下了天罗地网/ 到处是危机重重/ 渔网团团地把我包围/ 而我是一尾漏网的鱼/ 靠着敏捷的身手，机警的智慧/ 逃出了渔人的魔掌/ 但渔人并不肯就此干休/ 他的心地是那样丑恶/ 他的手段是那么阴险/ 为了自己的权益/ 强迫我们替他牺牲/ 我许多可怜的同伴们/ 已被围捕做了网中之鱼/ 遭受了可悲的命运/ 我是一尾漏网的鱼/ 我的心在惊慌，我的心在彷徨/ 明知这条河流是危险的地方/ 但为了觅食，我不能不穿梭来往/ 我是一尾可怜的鱼啊/ 明天的命运不知怎样。”(6)这首诗的寓意非常明显，“渔人”暗指南越政府，“我”则暗指暂时逃脱了兵役的越南华人。虽然“我”成功漏网，但丑恶阴险的南越政府并不会善罢甘休，不会轻易放过“我”这只漏网之鱼的。在这个危机四伏的环境里，“我”根本无法掌控自己未来的命运。越战时期越南华人的生存困境由此可见一斑。
古弦的《死亡曲》是唱给越南华裔青年的一首挽歌：“很虚无 这些日子/ 我们不敢再绘远景 不敢再恋爱……/ 现在我们都没有明日的/ 关于明日的许多许多图案都自缢而死/ 孩子 你相信吗/ 这里的太阳很黑的/ 在白昼 我们都是目盲者/ 我们摸索/ 以后我们的尸体被抛弃在黑森林/ 以后我们割自己的肉喝自己的血止渴/ 很虚无 这些日子/ 我们没有依靠 我们是孤魂。”(7)战争的魔爪撕裂了年轻人的梦。在一个没有生命保障的异国他乡，诗人已不敢再憧憬未来，不敢再向往爱情，因为明日是不可企及的，谁也无法预知自己的明日。在烽火弥漫的越南，太阳已不再是光明与希望的象征，它已披上了死亡的黑衣。越南华裔青年是一群无依无靠的孩子，是一群“孤魂”。他们的命运是如此悲惨：“尸体被抛弃在黑森林”，“没有人给你植一株牵牛花/ 没有人献花圈 没有人给你念悼念诗。”(8)
（二）越南华人的身份归属
虽然许多华人迫于现实压力和生存需要不得不归化入籍，但对大多数越南华人来说，越南国籍只是合法身份的标签，在他们的内心，是排斥与南越的国家认同的。作为异族人，他们对越战有清醒的认识——越战是一场“兄弟阋墙”的战争，是冷战格局下两个敌对政治集团的较量。他们拒绝卷入这场没有民族感的战争。他们给自己的身份定位是“异乡人”。
李志成《写在异乡》表达了身为异乡人的苦闷：“自脱胎于湄公河畔/ 遂有亚热带的褓姆育我成长/ 之后餐椰树风 喝季节雨/ 渡十九年异乡人没有回响的岁月/ 于这不划分四季的区域……/ 总是陌生重叠陌生/ 摈弃于家乡外之外/ 存在于异乡内之内/ 我的名字再用不着目击/ 已忽略写于祠庙的族谱上/ 想血统相同的家族/ 农牧于定点中不定点的故乡/ 我这血统相同的私生子/ 且流浪于不定点中定点的湄公河畔……/ 自我考究 当我赴冥府约会/ 我的墓志铭刻以方块字？/ 抑是蝌蚪文？许是无字/ 是无名碑 是无名塚/ 无名是异乡人……”(9)中华民族是一个乡土意识、家园意识极为强烈的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安土重迁的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无家可归一直被视为人生之大不幸。“家乡”、“家国”是中国人安身立命和精神寄托的基础。越南华人远离故土家园，远离祖先的庇护，他们的名字被宗祠族谱所忽略，其死后的墓志铭不知是用中国的方块字来写还是用越南的蝌蚪文来写。最可悲的结局可能是无名碑、无名塚。越南华人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充满了无奈与痛苦，因为无名无姓就是他们身份的真实写照。
若将越南华人的身份认同问题置于时代背景中进行分析，便不难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迷惘与痛苦。越南华人将自己视为流落越南的异乡人，在情感上他们是认同中国的。但1949年以后，中国国民党退据台湾，中国两岸对峙的局面让许多海外华人陷入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困境中。而对生活在越战阴影下的越南华人来说，这种认同困扰更加强烈。大陆的共产党与苏联支持北越，而台湾的国民党则与美国联手扶持南越。越南华人被裹挟在这两大政治集团争斗的漩涡中，何去何从，实难抉择。大汤《半吊子的》表达的正是越南华人对母国的认同困惑：“他们都在谈论着/ 我的母亲/ 是个离了婚的女人/ ……/ 老师 请莫问我/ 我的母亲在天那一方/ 清明的泪滴冷了/ 这片濡湿的路子让人寂寞/ 绘不出一片秋海棠/ 何必道认同/ 何必道回归/ 母亲/ 你病愈的容颜以及我的灰眸子/ 国庆日以及国殇日/ 亦无臂上翅亦无颜色/ 拥抱这季节的傻梦/ 从梦里叠一只小小帆影……”(10)诗中的“秋海棠”暗指秋海棠地图，即包含外蒙古在内的中华民国地图。海峡两岸对峙的格局使“秋海棠”不再完整。清明本是祭祖扫墓的时节，可是诗人却说不清自己的祖先在哪儿，自己的母亲是哪一方。“何必道认同”,“何必道回归”是当时众多海外华人悲怆而无奈的心声。
（三）强烈的民族意识与执著的文化守护
虽然自喻为“异乡人”，虽然生存境遇非常恶劣，但越南华人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民族属性。中国两岸分裂的现实使“作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母国，只能存在于他们的个人记忆和缥缈的想象中”(11)，但在越南华人的心目中，依然屹立着一个“中国”。这个“中国”不是具体的地理名词，也不是一个政治体系，而是历史，是传统，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信念。因此他们自问：“你怎能因中国的隔绝连自己的良心与民族的尊严都摒弃在内？历史上的民族意识永远威赫的存在着，国家的屹立，无论她的庶民如何卑颜和羞耻的被覆盖在特定的生活方式，屹立的象征是始终不灭的。”(12)强烈的民族意识促使他们自觉地坚守着自己的民族文化堡垒。越战期间，尽管整个南越笼罩在烽火硝烟之下，但当时南越堤岸数十所华人学校照常兴办，十几家华文报刊（如《远东日报》、《建国日报》、《亚洲日报》、《大夏日报》、《成功日报》、《新论坛报》、《越华晚报》等）照常出版。据60—70年代台港报业年鉴的统计资料显示，“越南堤岸出版华文报刊数量之多、水平之高，为台湾香港外的第三位（大陆未计在内）”(13)。而越战时期的越华文学创作更是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涌现出一大批文学新秀（如谢振煜、徐卓英、李志成、尹玲、秋梦、蓝斯、荷野、仲秋、银发、药河、杜风人、千瀑、楚珊、村夫、郁雷、心水、冬梦、方明等），成立了众多的文学社团（如“海韵文社”、“飘飘诗社”、“存在诗社”、“涛声文社”、“思集文社”、“奔流文社”、“风笛诗社”等），出版了大量的文学刊物（如《序幕》、《时代的琢磨》、《十二人诗辑》、《像岩谷》、《水之湄》、《奔流》、《风车》、《笔垒》、《水手》等）。
越战时期的越华作家将华文写作视为他们回归母国、确认自我民族属性的重要方式。他们自愿当“苦行僧”，“无畏腐儒的拷打弄臣/ 誓以托钵为诗 在异乡/ 我们是苦行僧/ 以血为碑，踱尽这代荒漠的稿程”(14)。1966年12月，越华文坛第一本现代诗合集《十二人诗辑》在序言中引用台湾著名诗人辛郁的话来表达越华作家对华文文学创作的热爱与执著：“写诗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已与我无法分割，用生命写诗，是一件苦事，一个人乐于尝受这种苦况，岂非太傻？我以为，这种傻子精神只要安慰了自己，便不该受苦，然而我尚是一个不够坚实的傻子，往往想驻脚或永久驻停在另一种安乐里面，可悲的是我生来不适于享受安乐，于是，就这样地干了下去。”(15)虽然明知从事文学创作是件苦事，但他们却义无反顾。越华著名文学刊物之一《笔垒》在其创刊号的《序》中写道：“我们之所以创办〈笔垒〉，一方面固然是一种新的尝试，另一方面却更急切地希望用‘笔’来巩固文学的领域，籍以发扬优良的文化，培养更多的接棒人……更欲以‘笔’来唤醒社会上那些昏睡的人，使他们的身心能得到文化生活的熏陶和滋润。”(16)正是凭籍着这份承传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定信念，越华作家能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里，“不再理会烽火连天的时局，不再惧怕生死一发的险境”(17)，而用他们满腔的热血和激情谱写了大量悲壮激昂的诗篇。
越华作家认为：“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在乎它能否表现出该民族的特色，能否激起民族的意志。一篇文学作品若缺少了这点性质，那还有何作用？还谈什么发扬文化呢？”(18)为了使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达到“精神上的、乡土上的回归” (19)，越华作家在作品的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注意传承民族优秀传统和中华古典文化。越华诗歌中有许多缅怀民族英雄与民族诗人的作品。西土瓦《下半天雨的诗——悼屈原》：“五月/ 哀伤的日子/ 雨便以其哀伤洗擦日子/ 像被光打过的镜面/ 水流里嘀咕着一朵/ 灵魂之血花……/ 哦 屈子/ 谁放棹归去 且俯伏成一条龙船/ 载着雨/ 谁放棹归去 用您的发须激起/ 江的两袖之清风与波涛/ 用您闪烁的眼睛运行/ 天地的日月星辰……”(20)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诗人。他以自己的爱国情怀和高尚品格筑就了一座辉煌的灯塔，烛照着千千万万华夏儿女前行的路。诗人对屈原的悼念与讴歌，正是对代表着民族之魂的屈原精神的深切呼唤。徐卓英的《侧影》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神话传说、文化名人与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勾践尝胆，勾践卧薪，勾践向/ 越国人宣言：十年十年/ 屈大夫！你在江畔拉响了你的离骚/ 而我们在战火下读我们伙伴的血书/ 谁问暖于受寒之易水；壮士啊/ 你去如萧萧风雨，如掷出之匕首/……/ 文天祥，比之于天地而成其浩然/ 正气歌是火炬，照亮他一片丹心/……/陶渊明，你田园交响曲的意境呢？/ 为何我到南山来，采不到东篱之菊/……/ 苏东坡已乘风归去了，今夕何年/ 我愿摆脱了尘嚣，放梦舟于虚无/ 设想你以第十枝箭射死第十轮日后/ 哈哈！蕈状云这冉冉上升的人造太阳。”(21)越华作家们置身于硝烟弥漫的越南，其内心的恐惧感与虚无感自不待说。他们既向往古代仁人志士的浩然正气，又渴望充满田园意趣、逍遥自在的生活。为了在饱受战火煎熬的尘世中寻找一份精神的归宿感，越华作家们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里徜徉求索，向悠久灿烂的龙族文化探源寻根。
越华作家不但通过作品内容表达他们对中华文化和民族传统的仰慕与皈依，而且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自觉继承中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常常巧妙化用古典诗词中的语言、意象、意境、修辞技巧等，使其作品富有浓郁的民族情调。黄广基的《秋韵》是一篇文笔优美的散文。作者在文中多处引用了张可久、向滈、温庭筠、李清照、范仲淹等古代诗人的诗词，并通过营造古典意境、渲染浓浓秋意来抒发深切的思乡愁绪：“哦哦！江南梦断，异乡作客，纵然有万般激情，也难诉说心弦上所拨起的那一阵萧瑟之意。而雁啼红叶天，归期渺渺，你悲秋的心境就在饮泣的岁月中变得十分秋意了……遥望远山秋云，许多次，你都低问：何时才能乘云？乘云飞回故园、飞回‘芭蕉雨声秋梦里’的江南水乡！”(22)荷野《从风笛中捎来的》亦极具古典韵味与民族色彩：“出门的时候 笛人/ 你怔不怔住几片依迟的白云/ 挾回故乡/ 你约不约住几只江南蝴蝶/ 挾回故乡/ 出门的时候 高粱肥肥大豆香香/ 莲塘翠堤杜鹃开 夹岸的垂杨/ 可以 一壁儿浣溪 一壁儿观奕/ 一壁儿遐思 一壁儿禅。”(23)诗中的“白云“、“蝴蝶”、 “莲塘”、“翠堤”、“杜鹃”、“垂杨”等既是母国常见的实景，又是古典诗词常用的意象。诗人正是借用这些意象来表达海外游子对故国家园深深的向往与依恋之情。对越华诗人来说，故土的一花一草、一山一水、一景一物都包蕴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他们可以在“白云”、“蝴蝶”、“莲塘”、“翠堤”、“杜鹃”、“垂杨”、“禅”、“长城”、“黄河”等富有民族特色的意象里品味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芬芳。
夕夜的《家书暗读》通过巧妙穿插诗词典故来表达诗人强烈的反战情绪：“不想谈焚烧也不想燃亮一盏灯/你为什么不肯放下一把楚楚可怜的箫声？/ 趁在黑夜的一半/ 我暗将墙上一幅小桥流水的人家取下剪碎/ 洒在令人困惑的家书上/ 而你们打从沙场或无定河回来时/记住替我寻拾一尾瘦瘦的琵琶一只夜光杯/ 现在点兵千万里了/ 读家书的时候最好是熄去灯火的时候/ 将自己深邃的眼睛埋葬/ 我只想读出一点点/ 父亲的脸母亲的膜拜可像不像祖先/茔地般清净。”(24)诗人借用了著名唐诗《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 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典故，但却一改其豪迈奔放、荡气回肠的诗风，充满了无奈与悲愤。诗人自知在前线作战，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他只希望战友们在自己死后记得替他找“一尾琵琶”和“一只夜光杯”。“瘦瘦的琵琶”给人以凄冷萧瑟之感。“无定河”位于中国陕西省北部。诗人引用这个地名是有其深意的。“无定河”让读者很自然地联想到唐诗名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所揭示的非战主题。诗人正是借此控诉古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与灾难。“箫声”、“黑夜”、“小桥流水人家”、“沙场”、“琵琶”、“夜光杯”、“茔地”等词语交织在一起共同营造出一种悲伤寂寥的氛围，与诗人夜读家书的黯淡心情颇为吻合。古人云：“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炮声隆隆的越南战场，一纸家书让诗人有恍如隔世的感觉。明天，这纸家书也许就如“油灯熄灭后的一缕稀烟”，“凄迷像燃烧白蛾燃烧剩下一灰翼”(25)了。
结语
在和平的年代里重新展读这些带着血与火的越华文学作品，笔者不禁为越战时期越南华人的生存困境与身份归属之痛所震撼，而更令笔者深为感佩的是越南华人虽然备受生存与身份归属的煎熬，却始终保持清醒的民族意识，自觉自愿地坚守民族文化的堡垒。台湾著名诗人管管在1973年7月2日给越南风笛诗社诗人蓝斯的回信中写道：“你们的风笛很好真的很好，尤其叫人感动的是在异国土地开中华的诗花；我们非常钦佩欣赏各位……”(26)中华诗花为何能够在战火燃烧的越南土地上傲然盛开并散发出迷人的光彩？如果我们仅仅从民族情感的层面来解释越南华人的文化坚守似乎难以令人信服，但如果我们结合越南华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政治处境加以分析，就能比较理性地认识越战时期越南华人的文化身份书写。对越华作家来说，中华文化不仅是其民族属性的依托，也是其抵抗恶劣生存环境的文化资本。虽然越华作家“召唤民族文化的声音蕴含有某种恋母情结，但是激起这个本能因素的并不只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原生意识’（primordial consciousness）,其中更加起着主导催化作用的是对现实政治与社会的不满”(27) 。越战时期越华作家“对现实政治与社会的不满”主要表现为强烈的反战情绪。越南战争使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作为“异乡人”的越南华人在战争阴影下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他们希望得到母国的荫庇，但海峡两岸对峙的局面却令他们深感无奈。他们“借着召唤民族文化来安慰愤懑的情感，因此中华文化微妙地成为华人的集体无意识，经常在书写中被引用与再现出来以中和族群内在的焦虑与不安。”(28)
（本文的写作实有赖于谢振煜 先生、荣惠伦 先生、张长虹 博士及千瀑先生的大力帮助。谢振煜 先生从越南给我寄来了大量越华文学作品的复印本，荣惠伦 先生创立的风笛诗社网站为我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文本资料，张长虹 博士为我查阅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保存的早期越华报刊提供了诸多方便，千瀑先生对本文的初稿提出了非常中肯的修改意见。此外，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建立的香港文学资料库里存有越战时期越华作家发表在香港文学刊物上的部分诗作的电子版，亦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忱。）
注释：
〔1〕王赓武：《王赓武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页。
〔2〕饶芃子、杨匡汉：《海外华文文学教程》，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3〕千瀑：《西贡，你是一只病鸟》，
〔4〕西牧：《关着的夜》，
http://hklitpub.lib.cuhk.edu.hk/servlet/search?action=journal&startPos=-1&o=identifier%2floc_id&j=%E8%A9%A9%E9%A2%A8&ji=%E7%AC%AC15%E6%9C %9F
〔5〕陶里：《越南华文文学的发展、扩散及现状》，《华文文学》1995年第1期。
〔6〕黎启铿：《我是一尾漏网的鱼》，《序幕》1966年第13页。
〔7〕〔8〕古弦：《死亡曲》，
http://www.fengtipoeticclub.com/ttran/ttran-a012.html
〔9〕李志成：《写在异乡》，
〔10〕大汤：《半吊子的》，《风车》1974年第1期。
〔11〕朱立立：《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83页。
〔12〕蓝斯：《敲打风笛的日子——写在风笛诗社的成立》，
〔13〕陈大哲：《中华文化与越南华文文艺》，《香港文学》1991年第81期。
〔14〕西牧：《诗，存在》，
http://www.fengtipoeticclub.com/sangly/sangly-a007.html
〔15〕辛郁：《十二人诗辑·序》，见《十二人诗辑》，越南诗友出版社1966年版。〔16〕《笔垒·序》，《笔垒》1971年第1期。
〔17〕刀飞：《风笛诗社的燃烧岁月》，《新大陆》2011年第125期。
〔18〕青天：《文学创作与民族特色》，《笔垒》1971年第1期。
〔19〕蓝斯：《风笛诗社出发时要说的》，
http://www.fengtipoeticclub.com/knkhuu/knkhuu-j001.html
〔20〕西土瓦：《下半天雨的诗——悼屈原》，《笔垒》1971第1期。
〔21〕徐卓英：《侧影 》，见《十二人诗辑》，越南诗友出版社1966年版。
〔22〕黄广基：《秋韵》，《笔垒》1971年第1期。
〔23〕荷野：《从风笛中捎来的》，
http://www.fengtipoeticclub.com/wvinh/wvinh-a001.html
〔24〕〔25〕夕夜：《家书暗读》，
http://www.fengtipoeticclub.com/chehoikhau/chehoikhau-a008.html
〔26〕管管：《风笛书简》，
http://www.fengtipoeticclub.com/shujean/shujean-001.html
〔27〕〔28〕许文荣：《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诗学》，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6—37页。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e
Defence
----Analysing the Identity of Vietnam Chinese during
the Vietnam War from literary works
Lin
Mingxi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Huaqiao
University.,361021）
Abstract:
During the Vietnam War, Vietnam Chinese kept clear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defended national culture voluntarily in spite of suffering identification
torment. Out of unsatisfication with polit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Vietnam Chinese
writers diminished identification anxiety and apprehension by calling national cultur.
Key words: identification ; national consciousness; national
culture
联系地址：福建厦门集美嘉庚路8号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华文系，361021
联系电话：13313706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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